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股东资格是公司自治与股东行权的基础，股东资格的认定也是审理其他公司类案件的前提。伴随商事活动的活跃与创新，公司结构日趋复杂多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对于该类案件实践中普遍采取“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审查原则，即对内采取实质审查标准，以出资为核心加以审查；对外采取形式审查标准，以登记为核心进行审查。对本文的涵摄范围，作以下三点说明：第一，该类案件绝大部分为非股东要求成为股东之诉，真实股东的查明确认过程实为公司内部治理问题，因此倾向于采取实质审查标准。第二，该类案件解决的重点为股东资格有无问题，而非股权比例问题。第三，反向股东资格确认主要是冒名股东的认定，不包括股权出让、股东除名等股东资格丧失的情形。

施甲与A公司签订《股权代持投资协议》，约定合作设立公司，A公司出资55%并将部分股权委托施甲代持，登记股东为施甲持股98%、A公司持股2%。后B公司成立，该公司名称、注册资本与协议一致，但登记股东为施甲持股98%、施乙持股2%，组织机构、管理人员等信息也与协议约定不符。现A公司起诉请求确认其为B公司股东。

丁某与陈某原系夫妻关系，且均为C公司登记股东。C公司增资过程中，丁某将D公司向其签发的500万元本票背书后以增资款名义投入C公司。陈某则向D公司出具承诺书，证明500万元增资对应的股权由丁某代D公司持有。现D公司以其为C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为由请求确认其为C公司股东。

张某、李某为E公司股东。张某将F公司所汇款项用于E公司经营，后F公司被G公司合并。李某与G公司间存在大量电子邮件往来，涉及E公司财务状况、人事安排、工资发放等事项。现G公司以实际向E公司出资并行使股东权利为由，请求确认其为E公司股东。

孙某、韩某为H公司股东。H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吸收严某为公司股东。严某从个人账户转入H公司1000万元用于验资，后抽逃出资。胡某起诉要求严某在抽逃出资范围内对H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严某辩称工商档案中相关文件上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对验资及工商变更事项均不知情，因此其并非H公司股东，也无需承担责任。

股东资格是当事人出资后作为公司股东的身份与地位。囿于公司结构的复杂性、公司经营的持续性及公司事务的交错性，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在事实认定层面涉及主体多、时间跨度长、法律关系繁，在法律适用层面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审理难点。

出资意思是指当事人（包括发起人和认股人）在公司设立或者增加资本时，根据协议约定、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向公司交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务而取得股权的意思表示。出资意思一般以书面形式予以固定，如出资协议书、增资协议书、公司章程等。因出资协议为非要式合同，实践中存在出资协议等书面材料缺失、效力瑕疵、约定不明、条款冲突等情形，给股东出资意思的识别带来障碍。面对基础性协议缺失的情形，法院需通过其它书面材料或当事人行为审查认定出资意思，但书面材料的选取、证明效力的排序及论证思路并未形成统一标准。

出资行为是认定股权归属的重要判断依据。实践中，完成财产交付并非认定出资行为有效的充分条件，资金来源、价值评估、登记与否均影响出资行为有效的认定。由于存在隐名股东，资金来源可能影响实际出资人的判定。同时，在认缴制背景下，实际出资不再是股东身份认定的必要条件。因此，实践中对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出资行为有效的认定存在不同观点。

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决策、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实践中，法院认定因实际行使股东权利而获得股东身份的证据，侧重于获得分红和实际参与公司经营。针对公司分红，普遍存在往来款项名称记载不一致、缺乏股东会决议、与法定分红的实质要件不符等现实困难。针对参与公司经营，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下，参与公司经营与股东身份之间并不具有必然联系。判断当事人的经营活动与股东身份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需结合参与公司经营的方式、时间、其余股东的认知等因素综合认定。

冒名股东为股东资格的反向确认，旨在推翻登记的公示推定效力，进而免除登记股东补足出资责任及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对此，法院在审查过程中通常持审慎态度，对主张被冒名者适用较为严格的证明标准。主张被冒名者多能够举证证明公司登记申请材料、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材料上非本人签字。实践中，由于对被冒名者成为公司股东意思的缺失、对名义被冒用不知情等要件的举证难度较大，法院对认定主张被冒名者主观态度的客观证据相对有限，最终被法院认定为冒名股东的情形较少。

法院审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应秉持审慎原则和综合审查原则，注重审查出资意思真实性、意思主体和被出资法人的知悉程度，兼顾第三人利益与交易安全，围绕《民法总则》《公司法》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予以审查。具体审查步骤如下：

当事人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标的法人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审查应注意三方面问题：第一，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原告包括股东与非股东、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但应与标的法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二，即使原告实现自身利益的主要障碍是名义股东，但仍应以标的法人为被告，以该名义股东为第三人。第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

法院应审查股东出资的标的法人是否为有效存续的营利法人，审查要点主要包括：第一，审查标的法人是否属于《民法总则》第76条规定的营利法人，主要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排除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等特别法人，以及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非法人组织。第二，审查标的法人是否有效存续。若法人未依法设立或已注销，则法院可直接驳回确认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

股东资格与股权权属密不可分。审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法院应查明股权的真实归属。依据当事人取得股权途径的不同，法院应从股权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两个类别分别予以审查：

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是具备股东身份的外部表征。审查要点主要包括：第一，审查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确定参与股东会、行使表决权的人员身份。第二，审查公司是否进行股息分红及获得分红的主体。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固定红利不符合《公司法》对于盈余分配的规定，而更类似于名股实债的固定回报，不应据此认定当事人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第三，担任总经理等高管职务、公司实际控制人、参与制定公司经营策略、影响公司经营方针等非以股东身份为必须的管理行为不具有股东身份的证明效力，无需作为审查重点。

如案例三中，李某与G公司间存在大量的电子邮件往来，涉及E公司的财务状况、人事安排、工资发放等事项。李某向G公司沟通E公司的经营情况，可说明G公司的决策意见对E公司产生较大影响力，但经营行为与股东身份并无直接关联，难以认定G公司已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

法律对特定类型公司的股东身份及特定主体担任公司股东作出限制，审查要点主要包括：第一，在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企业中，股东确定或变更应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第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个人股东应具有企业职工的身份，职工退休或离职即丧失作为股东的基础。第三，金融机构的法人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应满足金融监管法律的相关要求，并向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备案或申请核准。第四，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应符合国资委、财政部等发布的限制性与禁止性规定。第五，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不得作为其他行业公司股东。

股东资格确认问题是股东知情权、股东出资、公司解散等其他类型公司纠纷中亟需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股东知情权纠纷及相关的公司决议撤销纠纷等可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并审理。如隐名股东在执行异议之诉中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因两项诉请不属必要的共同诉讼，故不应合并审理。